提到降半旗，相信广大国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毛主席、周总理两位伟人，他们去世时堪称是举国同悲，不但是全国各地将五星红旗降到半空，就连联合国亦是如此，不过实际上，我们不单单只为这二人降过半旗，还有许多为国家、人民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也享受过这一待遇，只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其中居然还有十六位外国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亚洲友人
首先要介绍的是来自亚洲的四位友人，第一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冈奇金·布曼增迪，成立于1924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影响下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作为政府的人民军创始人，布曼增迪亦是在1951年7月成功当选为了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地位大致就相当于中国、苏联的国家主席，只不过按照蒙古的传统文化，将其改了个名字而已。
作为社会主义蒙古的第一任主席，布曼增迪的地位很高，其优秀的品质更是得到了蒙古人民和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认可，只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仅仅在两年之后他便因病去世了，终年73岁。
布曼增迪的死令包括中苏在内，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感到由衷的惋惜，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尊敬这位邻国的领袖，外加之中蒙建交时间很早，仅在新中国成立半个月之后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出于尊敬，我们亦是给予了他最崇高的敬意，使得其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为之降半旗的亚洲国家元首。
这第二位友人就是咱们的老熟人了，没错，他正是越南的国父，越共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他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情极深，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长期在中国投身斗争事业，后续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他又在中国的帮助下领导了多次民族解放运动，先是对战法国侵略者，随即又与美国苦战二十年，为了帮助这位老友，中国算得上是拼尽全力，要钱给钱、要枪给枪，甚至就连大将陈赓都被派了过去担任教官。
这份情谊天地可鉴，所以，就在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一周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全国各地当即采取了降半旗的方式表示哀悼。
而这第三位更是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二战后社会主义朝鲜的第一任领袖金日成，他的经历与胡志明相比都不遑多让，十三岁逃亡中国，在东北学习、生活，长大后为了复国理想，他又在中国创建了武装力量，与广大中国人民一同投入到了抗日战争之中。
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十四年，还是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金日成这才回到了祖国。
后来发生了什么人尽皆知，朝鲜内战爆发后，眼见美帝国主义悍然干涉半岛内政，金日成只得求助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经过三年的苦战一同将侵略者赶到了三八线以南。
林林总总，金日成与中国的渊源无比深邃，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误会与矛盾，但他却仍然算得上是我党、我国的好朋友，因此，就在1994年7月20日，朝鲜方面举办金日成同志的追悼大会期间，中国方面也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核心区域选择了降半旗致哀致敬。
至于这第四位亚洲友人相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就是被誉为柬埔寨国父的西哈努克，这位伟大的领袖帮助柬埔寨实现了独立，奈何宵小之辈尚在，仅在1970年时就因一场政变被迫逃亡到了中国避难，在此期间，由于两国之前的良好关系，以及西哈努克本人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我们没少给予他帮助，又是给予他补贴，又是为他安排住处，甚至在政治层面咱们都给予了他充足的便利。
再加上临终之前，西哈努克依旧念念不忘长眠中国，因此，出于对他的怀念与尊敬，就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天，天安门、新华门亦是齐齐降下了半旗，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借此他还获得了两项殊荣，其一是“截止至如今，中国最后一位为之降半旗的外国元首”，其二则是“唯一一个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被中国降半旗的国外领袖”。
获此殊荣，西哈努克在天有灵想必也能够安息了吧。
非洲友人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共为四名亚洲国家的领袖或者前任元首降下过半旗，而非洲国家也有两人榜上有名，只不过他们的名号和事迹，国人就知之甚少了。
首先是索马里总统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在建国之初他便是国家总理，多年操劳为国为民，1967年总统大选，他辗转投身大选，并靠着远超前任总统的声望与地位于时年6月10日成为了索马里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未来倘若一帆风顺，相信舍马克也绝不失为“一代贤君”，只可惜世事无常，还没等他站稳脚跟，仅在四个月后便遭遇了反对派的暗杀，不仅如此，后续他的接任者谢赫也在其去世六天后惨遭推翻，而在新总统就任当天，我国亦是在天安门、外交部、新华门三地专门降下一天半旗，用以哀悼总统舍马克。
至于为何原因也不难理解，其一，在索马里刚刚独立后不久，身为国家总理的他便主张与华建交，而索马里也就这样很快成为了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非国家，其二，就在他短暂的总统生涯内曾多次向联合国提议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此举在美苏共同“围剿”中国的国际背景下无疑是大胆的，这份恩情中国人民也一直铭记于心，降下半旗也算是一种投桃报李吧。
其次，第二位非洲友人便是刚果共和国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独立建国后，作为初代总理的他便重新投身到了革命斗争之中，他率领刚果人民向比利时殖民者奋起抵抗，只可惜外患内忧，国内的军方领袖赛科趁火打劫，在美国的扶持下突然发动政变，这才将这位雄才大略的领袖推翻。
在这之后他的下场很是悲惨，先是被劫持随后又被残忍杀害，闻听此讯，一时间全体非洲人民皆是悲痛不已，不仅如此，由于他的壮举着实振奋人心，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亦是由衷的感到敬佩和惋惜，例如中国便是如此，为了纪念这位无私的英雄，就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也就是1961年2月1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便下达了首都全体单位下半旗致哀的指示。
整个非洲居然只有两人获此殊荣，相信定会有不少人感到困惑，觉得中非关系这么好，为何人数却是最少呢？答案其实并不难猜，主要就是非洲地区“改朝换代”的频率实在是太快了，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内乱、政变，在最严重的时期，只要是手里有人有枪就能自封总统，而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军人组建的“军政府”，对于这种做法我们自然是不屑的，不去阻止已经是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份上，更加不会为他们的逝去而哀悼了。
再加上非洲诸国有能耐、有胆识，还心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实在是太少太少，这才最终造成了截止至今日，整个非洲大陆上居然只有两人得到了降半旗荣誉的局面，不过与之相比，欧洲的情况就要好太多了，一方面是政权交接稳定，另一方面更是人才辈出，这些年来，共有十人让我国为之降下了半旗，更有甚者，其中一人还让我国为之降旗两次，那么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呢？
十位欧洲领导人
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没错，这位在去世后被新中国降半旗两次的欧洲领导人不是旁的，正是世界上第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带领苏联成功打赢卫国战争的“慈父”——斯大林。
他与新中国的交情在这些人中算得上是最深厚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便给予了我党不俗的帮助，而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正是第一个承认红色政权合法地位，并立刻建交的国家领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又力排众议，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了海量的人员、装备援助，帮助我们成功度过了难关，夺回了丧失已久的制空权。
在朝战之后，感受到新中国潜力之强，斯大林又不遗余力，向我们支援了超过一百个重点工程项目，无息贷款、低息贷款数以亿计，技术人员、核心技术毫不藏私，这才帮助新中国成功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让我们得以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快速跃进到工业国家之列。
可以说，斯大林在位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巨大的，更是全体中国人民无法忘却的恩情，因此，就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哀悼大会，并尽数降下了半旗。
不仅如此，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也就是1954年3月5日当天，全国上下也依旧是降半旗以示纪念，这样的待遇无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斯大林也就这样成为了新中国首位半旗致哀的外国元首，同时更是唯一一位被两次降半旗的他国领袖。
而余下的九位欧洲领导人身份也不难猜测，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袖，分别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953年3月14日去世；波兰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统波莱斯瓦夫·贝鲁特，1956年3月12日去世；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1957年11月13日去世，彼时的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于是在半旗致哀的同时还特地亲自赶赴大使馆吊唁。
之后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议会主席团主席，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彼特鲁·格罗查，1958年1月7日去世；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奥尔基·达米扬诺夫，1958年11月28日去世，两天后中国全国下半旗致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作为社会主义德国的元首，作为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1960年9月8日，也就是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中国全国降半旗致哀。
第七位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1965年3月19日去世，他的地位也相当于一国元首，故而在他辞世之后，不但周总理亲自率队参加葬礼，仅在五天后我们也在全国降下了半旗以示哀悼。
第八位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也就是南联盟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他于1980年5月4日去世，而中国之所以选择为他降下半旗，不但因为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更是因为他不结盟运动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身份，在他的带领下，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反抗霸权主义的浪潮，这样的伟人值得我们尊敬。
至于这第九位就有些特殊了，他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反倒是西方老牌列强的总统，没错，他就是被誉为法国最后一个男人的——夏尔·戴高乐。
他的一生无比传奇，在国家沦丧的情况下，宁愿流亡海外也要抗争到底，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带领法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了世界强国之列，这样的强者、勇士值得敬佩，更不用说在他的斡旋下，法国还成为了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两国情谊根深蒂固，中国人民对他亦是又爱又敬，破例为其降下半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